十五善士共创救生会 周斯音 作

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南巡，皇帝恩谕减免避风馆丁役赋税，大概本地士绅受到鼓舞，四十一年（1702年）以神话般的力度创设了京口救生会，承继了避风馆长江救生活动，开始了西津渡大江救生善举的新征程。

创建救生会的京口义士，据雍正年间丹徒县令冯咏《京口救生会叙》记载，蒋元鼐、朱用载、蒋尚忠、张迈先、林崧、袁鉁、吴国纪、左聃、毛鲲、钱于宣、何如椽、毛翥、朱之逊、蒋元进、赵宏谊等15人, 面对长江天险、渡口江难，为了渡江行船的安全，力“劝邑中输钱，以救涉江覆舟者”。京口救生会承接避风馆救生，有两条重要证据足以证明：一是它的救捞奖励章程与避风馆前后相继并有新的发展和完善：“救活一人，给白金一两，资其行李而送之”，捞无主尸身葬入义冢等等，这反映救助范围扩大了，对于因贫困死而无钱安葬的，救生会也布施棺材，助其下葬。二是据《光绪丹徒县志》记载，京口救生会成立后，救生船“归会所统之”。

京口救生会原本借用观音阁做会所，就在昭关石塔的南侧，靠山坡石崖建的观音洞的楼阁。五年后，地方绅士的广泛响应，善款有了积余，就购买观音洞对面的晏公庙地基造新楼作为会馆。、

京口救生会馆，水景体现了当年三面临水的意象 摄影 谢戎

为什么选在晏公庙这个位置重建救生会馆？这是因为，这里是西津渡街的最高处，也是街道北侧突出江面的一块石崖，南面靠山，三面临江，视野开阔，一览无余，便于临江瞭望，及时发现并救助失事船只。后来张夕庵作《京口蒋氏救生会馆图》并题图时就说：“西津银山麓，突出一阜，可以眺帆樯于天际，俯舟楫于江津，建栋宇为救生之馆，其形势接应，无有过于此者矣”。

新的救生会馆重塑了晏公像来祭祀。晏公是水神，明初因朝廷推崇而成为具有全国性影响的水神。晏公职司平定风浪，保障江海行船，因而在东南沿海和江河湖泊沿岸地区信仰极为盛行。救生会祭祀晏公，也是祈求风平浪静，护佑江船行旅之意。同时，对于为救生会做出贡献的会董商绅，去世后会在馆内立木牌祭祀。

二十多年后的雍正初年，丹徒知县冯咏增修《乾隆府志》，专门写下《京口救生会叙》，将此义举载入史册。

冯咏（约1672年—1731年），字夔扬，江西金溪县词源人，是清代康雍时期著名文学家、方志学家。擅长八股文，与兄冯湛、弟冯谦并称“金溪三冯”。康熙六十年（1721年）与弟冯谦同榜进士，同选翰林庶吉士，雍正二年出宰丹徒。

这位冯知县是一位好官。他为人刚介廉洁，“胥吏惮之，士民悦之”。在丹徒期间善政不可枚举，凡是恤灾、修学、义学、义仓、义冢、育婴、救生之有益于民者，无不亲力亲为皆所创始。滨江坍田，奏免百姓税赋27000余两。他组织刘巷薛村村民垦荒1763亩，宁可被豪强参劾，也要免除百姓拖欠税赋。这些村民从此将所垦之田称为“冯公庄”，改姓冯并注册于官府。他被诬陷而罢官，寄居城隍庙之帝君书院，清苦俭约，困顿至死。丹徒民众踊跃助丧，并以建屋三楹，为桐村书院，刻立木像祭祀，尊为城隍。

江上救生图  张峥嵘制作

京口救生会是冯咏重点关注的社会善举之一。他经常在刮大风时亲自督促救生红船出江救护舟船，以防覆溺。当时红船出江救护，会有许多小船在周围守护。

他对于京口救生会的最大贡献，就是他写的这篇《京口救生会叙》，他让我们了解到创设的具体细节、京口救生和基本架构：有明确的组织宗旨，“救生会，京口善士十五人劝邑中输钱，以救涉江覆舟者”。有完善的制度设计，包括救生奖励制度、财务公开制度，以及推选公正者为救生会会董人选的用人制度、文化传承制度，即善士去世之后，在救生会楼西偏房立牌位祭祀，以不忘其功德。

古代行舟，船小水险，京江犹以为最，经常发生覆溺，财毁人亡，因此官民视为畏途。对于人命的尊重和珍爱，是京口救生会创设的客观需求。而明末清初，商品经济开始萌芽，社会流通逐渐发达，国家经济中心开始转向南方，因而水路交通成为首选。一部分人借助新经济成分发家致富，成为新生社会阶层——士绅阶层并迅速壮大，与之相伴随，新的民本民生意识在觉醒，民间慈善事业由此在江浙一带广泛兴起，赈灾施药、恤婺育婴，士绅阶层通过行善积德来实现个人道德理想、获取社会承认成为新的时尚或者说民间通道。江上救生，则是时代大潮中一张绚丽的红帆。

根据张玉琪制作的丝网船船模填色而成的红船模型  王天宇

任何组织都有自己的指导思想。冯咏的高明之处，或者说《京口救生会叙》的绝妙之处，在于把京口救生会的创设放在时代潮流之中考察、定位，为京口救生会奠定了独特的思想基础或者说理论指导。这是组织主体自觉区别于个体自发的重要标志。冯咏引用明末思想家袁了凡的“功过格”理论来阐释京口救生会产生的社会思想基础，不仅显得他作为地方政府官员关注民情民意，实施善政、建立安全社会秩序的为政理念高人一筹，更是把京口救生会这样一个民间慈善机构的救生活动，上升到社会教化和良好风范的高度，鼓励有识之士加强自身修养、多行善政、多做义事。冯咏认为在行善积德这个问题上，儒家的主张与道家、释家的主张是一样的，“前明袁了凡先生，自叙行功过格，积功多，始获福……余谓儒者之与二氏同一，不忍人之心。计功过则为二氏，存实心，则为儒者。善士既存心救生，行之久而不倦，于以溥德泽而广，圣化其功，不为小矣！”这就为创办京口救生会的义士团队确立了赖以支撑其长久坚持救生活动的思想基础。就这个意义上说，京口救生会的成立，是中国古代长江民间救生组织的一个标杆，是中国古代长江救生从个人或群体自发到集体组织自觉的重要转变。从此，古代长江救生活动这样一个社会义举，就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其社会教化与文化传承，就成为官府倡导的德化风范的一个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