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江京口救生会及救生红船模型

我从这部巨著详细的数据和史料中发现，作者对古代长江上下游救生呈现不同的发展规律和特点均作出科学的分析，如官办救生始于北宋而断续于元明各代，时兴时废;亦因为西津渡——金山——瓜洲一线江面是连接南北大运河的重要关隘——史称“漕运咽喉”，保持漕运安全畅通的意义重大，使得此地官办义渡及救生活动受到宋元明清各个时期朝廷的密切关注。随着全国经济中心逐步南移，至清代康乾年间全面建立起长江官办救生体系，这是长江古代救生的第一个巅峰期。作者在研究中发现，虽然清末朝廷腐败，但是长江救生依托新经济力量的推进，依然发展到历史的顶峰，并在长江上下游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成为晚清的一抹温暖的亮色。以长江上游为例，宜昌——夔巫峡江——川东一线大江，乾隆十五年额设救生船总计82只。同光时期，以地方官员捐助及自筹官办取代了朝廷官办救生体系。至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湖北峡江救生总局共有峡江红船53只，督管救生红船的舢板、四板炮船12只，合计65只。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川东包括虁巫峡江救生船共有52只，川鄂合计共有救生红船及炮船117只，比乾隆朝多出35只，且其组织程度和救捞实力大大增强。而川江另有依然在编的额设救生船33只尚不计算在内。

清嘉道年间，长江中下游民间救助组织广泛兴起，同光时期两江地区民间救生组织增加到30家左右，拥有近300只各类救生义渡船，大江两岸救生义渡红船随处可见，每年救助数千人的生命。

这样一种传统、这样一种精神，包含在作品的全部研究成果之中。正如中国潜水打捞行业协会理事长宋家慧同志所言，“古代长江救生文化的核心价值，是救捞事业的最高境界，具有崇高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值得我们今天的后人，特别是救捞战线的同志学习继承、发扬光大。”古人云，“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中华民族在五千年历史长卷中，孕育着无与伦比的中华璀璨文化创造了坚韧不拔、生生不息的优秀传统和厚重的历史，也包括应急救援文化和历史。这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确立文化自信、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

正是怀揣着这样一颗感恩大地、感恩长江、感恩古人之心，作者研读长江救生的历史，初看是走笔历史的传承，实指当下的生存，包含了太多寄意深远的定点透视，这种“忧患之思”的人文传统赓续，让我们从中捕捉到历史的纹理走向和内在脉动。一部高水平的学术论著，必然是以严谨的考辨正本清源，广征博引、言之有据而深刻揭示事物的本质与价值，这本书的每个章节，都是以史实说话，以理服人，特别是善于对一些常见史料中发现历史的逻辑。先生对学术上望文主义的无稽之谈和认识观念上的不同看法，都是以历史文献为依据，采取多角度反复开展讨论，有种理直气壮的文化自觉，没有深厚的真功夫，浅尝辄止是很难做到的。我朋友当中有人读了这部书稿，就告诉我说：“祝先生有一种独行的学术精神!”实际上我看就是学术根底的坚实和学术视野的渊博。

作者是一个严谨求真的学者。书中的研究结论，都有可靠的史料佐证，不著没有根据的文字。这一严谨求真的研究和成就既是博物馆科研的方向，更是文博界的方向，他对中国水上救生历史的研究的贡献，对于长江优秀救生文化的探索与成果，值得我们从《中国古代长江救生源流考》中慢慢体悟，真的更值得我们抬头高高仰望、仰视、仰观。

这种仰观，就是从这本书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到长江救生文化，对长江文明、乃至对中华文明的贡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我以为，本书揭示的长江千古救生文化的历史，就是凸显长江文明、中华文明核心价值的重要内容之一。先生对长江救生活动千年历史的深入研究，丰富和深化了对长江文化的新认识：“长江救生文化，是以长江救生活动，即以官府良吏的救生善政、士子商绅的救生义举、舵工水手的舍生取义等一系列救生实践活动为载体，以救生红船为形象标志，以积极规范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为保障，以“仁善义勇”为核心价值，彰显中华民族尊重生命、见义勇为的大爱大智大勇精神，并具有独特传承方式的价值体系。”今天，我们处于一个时代大变局之际。重温古人的救生历史，承继古人的救生文化，弘扬古人在江河救生中见义勇为的优良传统，就是弘扬和传承古人向上向善的大爱美德，是我们坚定民族自信、文化自信的不竭源泉。而以这本书描述的历史场景和璀璨文化，结合贯彻，足以在我国建设长江国家文化公园的战略蓝图上争得独具特色的一席之地，愿有识之士像古代救生义士一样勇而为之。另一方面，传承和弘扬长江救生文化，只有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面对百姓的疾苦、面对生命的危机，才能倾注更多的关怀、采取更好的措施、制定更好的政策，完善更好的工作机制和制度，支持和创办更多更好的社会公益事业，扩大和完善全社会见义勇为组织网络的覆盖面，去不断激发人们明德惟馨、崇德向善的内生动力。(丹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