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曾举行的 “镇江起义” ▲聂荣臻 聂荣臻受命组织“镇江起义” 1930年6月，在“立三路线”“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指导下，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决议案，制定了在全国各中小城市举行总起义的计划。与此同时，集中红军攻打大城市，提出了所谓“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口号。镇江作为当时的江苏省省会，首都南京的门户，被列入了准备发动起义的城市名单。 ▲李立三 1930年7月，主持中央工作的李立三亲自找聂荣臻谈话，派他去镇江组织起义，准备成功后再进攻南京，最后和攻打长沙、南昌的我军会师武汉。聂荣臻当时在中央特科工作，与他同时受命的还有派去武汉策划起义的刘伯承。据聂荣臻回忆：“我问（李立三），起义有些什么力量，回答说医院里有一批伤兵，被我们争取过来了；还有一股土匪也可以争取。”1931年1月17日，在王稼祥同志写的《李立三主义与武装暴动》一文中也写到：“立三命令党去组织南京的士兵暴动……，命令党去组织镇江、上海的兵士暴动。” 当时的中共中央机关设在上海。聂荣臻领受任务后，于1930年7、8月间与伍云甫等三人，从上海坐火车分头来到镇江。伍云甫及另一人都是报务人员，准备起义成功后向全国拍发通电。伍云甫在解放后写的自传材料中回忆：“大概在八月间，正是（立）三路线的时候，党准备在镇江发动起义，聂荣臻同志偕我等一同到镇江。我们的任务是参加夺取电台，拍发通电。” ▲伍云甫 到镇江后，三人分开住在旅馆里。按规定的接头办法，聂荣臻去找镇江县委书记，但没有找到。聂荣臻考虑到自己对镇江地形不熟，既然要组织起义，就得熟悉一下地形，于是上街去买了一张镇江地图。等聂荣臻回到旅馆，看到自己住的房间门开着，有两个人在那里翻东西。聂荣臻一看情况不对，就立即从旅馆退了出来。当时已是傍晚时分，街上行人逐渐少了，继续在街上转是有危险的，于是聂荣臻决定到澡堂里去，用洗澡来消磨时间。好在当时镇江的澡堂特别多，而且是通宵开放的。据聂荣臻回忆：“当天晚上，（我）在这家澡堂洗了澡，躺一段时间，到另一家澡堂，又洗个澡，躺一段时间，一夜间连换了三个澡堂，洗了三次澡，才挨到天亮。”第二天早晨，等到街上有行人了，聂荣臻才出了澡堂，喊了一辆三轮车，把帘子放下，到了火车站，坐火车回上海。 ▲镇江老澡堂 回到上海后，聂荣臻才知道伍云甫他们两人还没有回来，于是接着又返回镇江。到了镇江，地方报纸已登出我镇江县委机关被破获的消息。聂荣臻连忙到旅馆，找到了伍云甫等人，把他们一起带回了上海。 ▲镇江老火车站 回来后，聂荣臻向李立三报告了事情经过，说镇江根本没有发动起义的可能。李立三等领导人不相信，当时的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还派人去镇江核实情况，得知镇江县委机关确已被破坏，这才了事。 这期间，中央军委还派电台机务人员涂作潮等两人，来镇江破坏国民党的电台，参加镇江起义，组织上还教给他们具体的破坏办法：电台发电机开动后，把铜板放进整流器里，发电机就烧坏了。据涂作潮回忆：“‘福利公司’被破坏后不久，吴克坚同志通知我参加镇江暴动，任务是破坏国民党在镇江的电台，当时李强同志也在场。……我和另外一名同志一起乘车到镇江后，他要我先不出站，由他先进城看看情况。不久他回车站告诉我，事情不成了，我们赶快回上海。他买了车票和我一起回了上海。” ▲涂作潮 当时镇江不具备 组织起义的主客观条件 当时镇江地方党组织的力量十分薄弱。镇江县委书记鲍躬义在1930年3月底写给江苏省委的报告中谈到，镇江的党员总共只有29人，其中有12名是新党员，而且党员队伍的纯洁性、坚定性也不容乐观。报告中说：“……（老党员）大多数消沉、畏怕，或公开拒绝，或无形退出。”而镇江的国民党势力强大，特别是1929年春，江苏省政府由南京迁到镇江后，国民党的党、政、军、警、特机关林立。 ▲中原大战示意图 至于被寄予厚望的伤兵情况。1930年5月，“蒋、冯、阎”中原大战爆发后，大批伤兵从前线转运到镇江治疗。伤兵们确实对新军阀混战有不满情绪，他们平日生活极苦，不仅得不到及时的治疗，基本的医药用品包括绷带等常没有着落，连极低微的薪饷也难拿到。如省保安处向省府借得大洋2800元，发给第三十三后方医院负伤官兵的薪饷，标准是已借过给养者每人只发给2元，未借者发3元，负伤的军官已只发给4元。伤兵的情绪和处境很差，但这些伤兵既非共产主义者，又都是些不掌握武器来自不同部队而又分散在各处的伤残人员，如临时建立的第十八后方医院的伤兵，就分散安排在金山、焦山、北固山及南郊各寺庙中。国民党对伤兵的防范很严，伤兵到镇不久，南京伤兵管理委员会立即派了一个连的武装进驻镇江第十八后方医院，专事管理伤兵，以防伤兵闹事，轻伤员略有好转，立即押送回原部队。 ▲向忠发 所以从镇江当时的主客观条件和敌我力量对比的分析，根本不具备组织起义的条件。“发动起义，进攻南京，会师武汉”只是“立三路线”及其追随者、执行者的主观愿望而已。不过作出错误分析的在中央并非只是李立三个人，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向忠发在给共产国际主席团的信中甚至主观地认为：“……现在镇江的驻军主要部队完全在我们的领导之下，并且要求即刻暴动。” 镇江县委在准备起义 的过程中遭受严重损失 当时的镇江县委是“立三路线”的拥护者和积极执行者。1931年3月13日，中共中央第七十一号通告要求“五一”劳动节在全国重要城市举行总示威罢工，镇江县委立即制定了《镇江五一行动计划大纲》，提出的总路线是：“……准备武装暴动，组织工纠，加以训练，使其成为将来斗争和行动的中心力量。”提出的口号是：“拥护全国苏维埃大会”“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举行五一总示威”“拥护赤色职工国际”“准备第四次暴动”等。 ▲国民党江苏省临时军法会审处审讯室 镇江县委不仅在口号上，而且在行动上也是积极认真地在准备武装起义。各地党、工、团合并为“行动委员会”是在1930年7月18日中央组织会议作正式决定后的事，而镇江在4月20日就成立了行动委员会。早在立三路线在中央占据主导地位以前，镇江县委就配备了一名曾任红军团长的军事干部陈小三子（本名路广，化名陈作屏、陈一亭、陈宜），在国民党士兵、警察中开展工作，准备武装起义。 ▲国民党反动势力搜查革命组织 1930年6月13日夜，江苏省会警察总队中的共产党员王茂忠和刘乃斌为参加武装起义，利用站岗的机会，准备携带驳壳枪一支、子弹151发乘船过江，不幸在途中被捕。6月14日，陈小三子被捕。因此事件被捕的共19人，其中有国民党军警人员7人。警察中的党支部、警官学校的党支部均遭破坏，连带江苏省镇江中学的党支部也遭到了破坏，数名党团员被捕。镇江县委书记鲍躬义也因此遭到国民党的通缉，不得不离开镇江。约在8月底，在镇江搞起义的江某某等8名中心干部被捕。9月11日，因发动数十名伤兵到保安第三团特务连抢夺枪支的汪跃庭被国民党枪杀。 ▲北固山英烈就义处 在“立三路线”指导下的“镇江起义”由于完全脱离实际，制定的计划充满了盲动色彩，所以未曾举行便告失败是必然的。因准备起义而造成的损失，对力量本就薄弱的镇江党组织而言可谓巨大，以致在一段时间内镇江党组织无法开展正常的活动和斗争。 文字：孟宪威 图片来自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