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山是古代长江救生的最后防线

古时候的焦山，地处长江下游，靠近入海口。金山、西津渡、瓜洲三地红船救捞时有疏忽，或者来不及救助而漂流到焦山江面的“覆溺者呼号风浪中，过兹焦山飘荡入海，饱蛟螭鼋鼍之腹已耳”。因此，两岸的救生网络，焦山是最后一道防线。过了焦山，向东是一片大海，覆溺之人再也无法被救，只能葬身鱼腹了。所以焦山红船，是覆溺者最后的希望。

矗立于长江中流的镇江焦山（清末英国人拍摄制作的“Silver Island（银岛）”明信片），收藏者 金存启

明末清初金山、西津渡、瓜洲设置救生红船之后，焦山寺僧也开始了救生活动。自康熙到嘉庆的一百五六十年间，焦山寺僧坚守在入海口的最一道防线上，救生捞死，默默无闻。但是那些会说话的石碑，记下了他们的救生义举：何洯《焦山慈航碑记》、汪守仁《新置焦山救生田记》、僧宣照《新置焦山玉峰庵救生红船检埋枯骨记》、陈齐叡《捐造焦岩后山红船碑记》、江涟《焦山尚公书院复归救生船记》、韩为桢《焦山重修救生红船记》。六块石碑，目前仅存僧宣照所记石碑，藏于镇江焦山碑林博物馆，其余石碑散佚，所幸者后世志书录有碑文。

僧宣照《新置焦山玉峰庵救生红船检埋枯骨记》碑拓

清人何洯《焦山慈航碑记》记载，康熙初年，焦山就已设有一艘“慈航”。但是，当怪风骇浪山崩雷吼之时，一二个船工也会望而却步、自身难保，不敢向前救捞。孝愉和尚“顾而悯焉，涕泣哀悼，更募造一大慈航”。他担心船工胆怯，不敢前往捞救，亲自“身操撸楫，出入江涛，拯尔覆溺者，不令饱蛟螭鼋鼍之腹”。一年中救活很多人，也捞埋了很多人。

孝愉和尚，名德舜，是大和尚德镜的师弟。他募造救生船，大概是在1666年，当时“焦山荒寂不足酬应宾客”，所以寺院在经济上捉襟见肘，救生船的工食奖赏花费也不少，孝愉和尚非常担心焦山慈航难以为继。

焦山寺僧募船救生

康熙丁未年（1667年），新安孝廉朱若臣游览焦山，孝愉向他募缘。他对于焦山慈航十分嘉许，并劝募于同乡张聘之捐白金二百两，置买了一处房产，让孝愉和尚取其利息来支付水手的工钱。这样船工每月都有工银，捞救一个活人，赏银若干，捞一死尸赏银十分之六，再给银葬于南岸。何洯因此感叹道，孝愉、朱若臣、张聘之这样的善行，和尚、儒生、商绅在悲悯众生、济困拯溺方面，是没有什么差别的。如果世世代代都有孝愉、张聘之这样的人，“当沿江急湍泛溢处，尽设慈航，以拯尔覆溺，更令闻风者有所兴，感而好行其德，其利之溥，不诚为仁爱施济之大者哉”。这样的善行要记之并刻在石碑上，以昭示后人继续施行这样的善举。

康乾盛世，邗江汪氏两支四代人焦山救生

邗江汪守仁家族本是歙县人，是一个业盐商绅世家。自其父辈起即关注并捐助慈善事业。汪守仁在自撰《新置焦山救生田记》中说，他的父亲汪来倩本性善良，乐善好施，“雅好施予，而拯焚援溺尤殷殷者，素性然也。”他的父亲对于金焦两山之间翻船溺水的人，心生恻隐之念，与焦山住持约定，由焦山和尚负责查勘水上救生事宜，并决定对施救者进行奖励。遇有江上舟船覆没，而有其他船只奔赴救难者，请住持如实相告汪氏，凡救活一人以银子六钱作为酬劳；如果是捞救的死尸，付给酬劳三钱银子。长年累月都是如此。     

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父亲汪来倩去世后，汪守仁以为这样救捞一次奖励一次的办法恐怕难以持久，就想出一个一劳永逸的办法：置买田产然后出租生息，以其收益来维持这些奖励措施落实到位。他认为这样就可以将此善举永远进行下去。于是汪守仁复继先大人志，在真州城东小张沟地方，花费二百三十两银子，购置田产二十七亩。他将田契办到僧人名下，又收藏于自己家中；再将这些田产交付给焦山寺住持灼庵法师管理，每年收取租谷来充当救捞奖励之费用。他认为佛门慈悲，一定能将此善事做好并流传下去。这样做既可以便于日后子孙后裔按照祖上的办法继续从事善业，不要违背祖先善德善行；又可以监督寺僧永远守住这份田产不能擅自售卖，保证救溺活动的工食及奖励资金有可靠来源，不至于半途而废。这样就可以将这个田产当作“济人梁筏”，后来如果有乐善者还可以添置更多田产以获利救溺，从而“田以日增，利以日益，俾好生之念绵远，无既其如慈航之普渡矣乎，又是先大人冥冥所期而守仁窃愿引为同志者也”。汪守仁亲自主笔，将他父子二人的救生事迹记录下来，勒石刻碑，以教化后人。他的这篇记述写于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清和月穀旦，即农历四月的一个吉日。

红船老照片欣赏  唐纳德拍摄的三峡救生红船（合成 王天宇）

汪守仁的儿子汪从晋、孙子汪起宁“承父志，力行不辍”，于焦山救生亦有贡献，实际上也是四代人资助救生的善举。

僧宣照撰《新置焦山玉峰庵救生红船检埋枯骨记》，说的是扬州汪光禄、汪尔振父子雍正乾隆年间在焦山造红船拯溺救生、置义冢瘗埋枯骨的事迹。乾隆初年，焦山玉峰庵僧宣照曾设救生船，募化并在丹徒县臭魂墩设置义冢八十余亩地，立枯骨会，捡拾掩埋覆溺者的尸骨。宣照的义举得到了扬州汪尔振的父亲汪光禄的支持。汪光禄平时就轻财好施，宣照向其募化，汪光禄就捐助了位于焦山的二十七亩田地作为义田，当时就刻立碑板在山里。乾隆十年八月，汪尔振曾经到焦山小憩并留宿在山中。他在游览中看到，焦山地处海门，水势澎湃，“巨石为亘，江底若阑槛肷”，来来往往的舟船经常因此触礁覆没；而且上游也经常有施救不及的溺水之人顺流而下，焦山是京江救援的最后关头，过了焦山则就“鲸波弥淼，一望无际，欲为援手胥莫可得矣”。汪尔振看到这种情形，顿生怜悯不忍之心，就捐金造救生红船一只，置于焦山南北两岸拯救这些往来江上覆溺的人，成就了莫大的功德。他又施造木箝（一种较小的薄皮棺材）沿江检拾溺毙的尸首枯骨，按月登记；再捐金三十两，置买山地三十二亩，以为埋瘞之所。“凡一应使费水手人工逐月支领，舩只检埋俱付本庵经管部署，得宜存没均感斯举之善”。红船救捞的水手人工，包括捡拾遗骨的工钱，汪尔振都委托焦山玉峰庵僧宣照经营部署，而所有花销费用按月到汪尔振处支领。僧宣照评价说：汪尔振的善行不仅继承了其父的传统，而且设置救生红船，捐金置地扩大了义冢，“功德之历久弥新，行与兹山不朽，而本庵子孙盖当尽心管理，不得始勤终怠，有负善囙。则慈航得以永济，朽骨得以终藏，庶可以绵汪公之世德，而广佛代之慈悲于无量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