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仁堪生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字可庄，福建闽县（今属福州）人，为工部尚书王庆云之孙，自幼跟随祖父生活，受到良好教导，十岁“文思大进”，十一岁学习书法和诗歌。王仁堪十四岁时，祖父祖母相继去世，父亲因悲伤过度不能视事，但其“处理大事如成人，井井有条，戚友称叹”，初现沉稳理事之风。

▲福建闽县

王仁堪少年时师从多人，广收博纳，“文学日进”。有同乡曾集京僚中的英俊子弟十余人为文社，王仁堪“屡冠其曹，文名藉甚”。

同治九年（1870年），二十二岁的王仁堪考中举人。后入读金台书院，深得院长张椒云赞赏。此后三次参加会试，均名落孙山。

光绪二年（1876年）第三次会试落第后，王仁堪刻私章一方，印文为“落第状元”，显示了他对才学的极度自信。

次年，二十九岁的王仁堪在会试中果然蟾宫折桂，成为福建历史上第二个也是最后一个状元。

王仁堪登第后，一直在京为官，历任翰林院修撰、武英殿纂修官、会典馆总纂官等职。此时晚清正值内忧外患之际，封建统治下的各种矛盾愈发尖锐，朝廷上掀起了一股“清议”之风，展现出强烈的民族意识。清流的主体成员多为学识渊博的官僚，尤以翰林、御史等言官为主，成为晚清政坛上一股强有力的政治力量。清流按形成时间和政治理念的不同，可分为“前清流”和“后清流”，王仁堪与翁同龢、盛昱、张謇等人共为“后清流”的重要代表人物。

▲翁同龢

▲盛昱

▲张謇

王仁堪京师为官期间，极尽谏臣之责。弹劾崇厚擅自与俄国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要求“请斩崇厚以谢国人”，义正辞严，声震朝野。奏请慈禧停建颐和园，耿介直言修建颐和园劳民伤财，“夫（工费）出之筦库，终是侵削小民之膏血” 之语振聋发聩。痛陈神机营偷惰误事以致酿成太和门火灾，不留情面地指出：“禁旅之偷惰，火政之废弛，亦宜严加整饬。”《清史稿》中亦谓王仁堪：“言尤切直”。

▲颐和园

王仁堪刚正不阿的性格为他赢得了“时论嘉许”的清誉，曾同朝为官的黄体芳在纪念他的诗作中写道：“方严可想登朝色，疏谏曾闻彻殿声”，由此可以想见王仁堪在朝廷之上正容肃色，慷慨陈词的情状。但如此“出格”地针砭时弊，不免开罪权贵，埋下了他日后离京外任的伏笔。

王仁堪曾多次外放学政，看到“人不以读书为重。读书人亦不知自重。士习文风，交承其弊”的社会怪象，十分痛心。他选贤举能，改善学风，选拔了大批优秀人才。

光绪六年（1880年），王仁堪简放山西学政。禁鸦片、肃考风、兴教育，山西文风大有起色。因山西是其祖父旧治，祖孙二人时隔三十余年均治于此，一时传为美谈。黄体芳诗云：“西河争颂大宗师”，即谓此事，因西河为古魏地，故代指山西。光绪十二年（1886年）

▲黄体芳

九月，王仁堪担任教习庶吉士的职务，学生中就有后来成为民国大总统的徐世昌。光绪十四年（1888年）六月，王仁堪充江南乡试副考官，亲自阅卷录取了一批举人，后江南学政王先谦列出二十人的名单向王仁堪举荐，两相对照，发现有十九人已在录取之列，成就了一段“王仁堪慧眼识才”的佳话。

▲徐世昌

光绪十五年（1889年）五月，王仁堪出任广东乡试副考官，选拔人才的数量为直省之最，在这背后是王仁堪勤勉的付出，他曾自述道：“自阅卷之日始，未尝四鼓睡也，间闻鸦声，知已曙矣。”此科考生中，有一位年龄最小者，正是后来成为著名政治改良家的梁启超。王仁堪阅卷后，认为梁启超是奇才，就向正考官李端棻推荐。李端棻请王仁堪做媒，将自己的妹妹嫁给了梁启超。

▲梁启超

光绪十六年（1890年）十一月，四十二岁的王仁堪意外地被调外任做江苏镇江府知府。同僚们相顾愕然，而王仁堪留下“圣明无弃材，中外不岐视”的诗句，慨然赴任。

光绪十七年（1891年）三月，王仁堪到任镇江知府不到五天，便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丹阳教案”。当地百姓在洋人的天主教堂内发现有死婴尸体七十多具，从而引发民愤，愤怒的民众焚毁了教堂。洋人藉口提出种种无理要求作为要胁。王仁堪协同丹阳知县查文清，亲临现场取证，深入剖析案情，在上书中有理有据地逐一驳斥洋人的各种无理诉求，最终和平解决了外事纠纷，达到了保全国体、保护人民的目的。查文清即当代著名武侠小说作家金庸的祖父，金庸曾在作品《连城决》后记中追忆，祖父去世后，丹阳乡民曾派出两名代表不远千里前来吊唁，足以证明王仁堪和查文清在教案事件处理上是深得民心的。

▲查文清

王仁堪在镇江任职期间，发生多起涉洋涉旗案件。洋人梅生私贩军火，并与当地土匪勾结，四处滋事，百姓不堪其扰；洋人忻爱珩以募捐义学之名，诈骗国人钱财；旗丁擅闯民宅、斗殴行凶事件频发，驻镇旗兵甚至哄毁了上司衙署……王仁堪一面亲自巡防，彻夜不休，以保一方平安；一面禀请两江总督给各国总领事发文书，要求他们制定章程对无业洋人严加管制，无论是涉洋还是涉旗的案件，均与普通百姓一律论处，终于使匪患得以消除，社会风气得以改善。

《镇江市志》记载：王仁堪在知镇江府时，发现丹徒岗陇阡陌，水无来源，容易发生干旱，常常亲自查看沟渠闸壩，更是亲身来到地头田间与农民交谈，非常的平易近人。时间久了，王仁堪赢得了百姓的信任，视其为友，以至有时都忽略了他地方长官的身份，而王仁堪一旦有令，则“妇孺亦争赴事”。有了这样的民众基础，王仁堪两年间率领大家开塘二千三百多个，修复大小塘坝九十余座，期间他因劳成疾却始终坚持视事不辍。

光绪十八年（1892年），镇江蝗灾大作，王仁堪亲自在野外督捕，劳累过度，病至濒危，昏愦时还在念叨着捕蝗办法。蝗灾之后紧接着又遇旱灾。镇江迭经两灾，灾民遍野，王仁堪上书朝廷，“截漕米五万石，赶办急赈，全活饥民二十余万”，百姓无不感激涕零，视其为再生父母。

▲《镇江市志》

当时镇江有许多流离失所的百姓，生活十分困苦。当地原有五所善堂，但在王仁堪到任之前，这些善堂早已处于废弃状态。王仁堪到任后重新制定章程，加强管理，终于使“诸废毕兴，穷民多所全济”。

王仁堪“以实心行实政，视民事如家事”，政绩显著，政声斐然。翁同龢赞其“功夫极细”。光绪十九年（1893年），在三年一度的外官考绩中，王仁堪获得江苏全省第一。丁立钧本镇江丹徒籍人士，曾作句：“勤民端不让龚黄”，将王仁堪比作汉代循吏龚遂与黄霸，以此来赞颂这位家乡的父母官。

▲丁立钧

镇江金山寺外的中泠泉，在唐代就有“天下第一泉”的美誉。此泉原在长江江心，历经水陆变迁和江沙淤积，王仁堪到任时，中泠泉已经湮没不见。他亲自带人勘察、清淤，重新找到泉眼，并在四周修砌石栏，在泉外建屋筑亭，种植柳树千株，开辟荷塘数亩，才使这一重要古迹得以恢复和保存。镇江名士吴士锜以“地灵人杰相辉映，第一科名第一泉”之句以纪其事。如今的中泠泉依然保存在镇江的风景名胜区金山，泉眼四周的石栏据说就是当年王仁堪所筑，石栏南侧的石壁上赫然镌刻着“天下第一泉”五个大字，即王仁堪亲笔所题。泉池后立一“鉴亭”，这是后人为纪念王仁堪所立，大概是希望为官者都能以王仁堪为鉴，清正廉明，爱惜民生。

▲中泠泉

▲鉴亭

在镇江期间，王仁堪了解到当地西乡近百年来年轻人较少读书和接受教育的情况，毅然捐资助学，在宝堰镇创办榛思文社，并命所属各区设立义塾，用于普及民间教育。镇江城内没有学舍，王仁堪将救灾募捐的剩余款项用于创办南泠学舍（今镇江中学），作为治学讲经之所，为镇江建府中学堂奠定基础。著名的宝晋书院年久失修，近乎荒废，王仁堪督促并帮助其整顿，使书院恢复旧貌和秩序，受到镇江士林的交相称颂。

▲镇江中学

王仁堪在镇江兴修水利期间，由于申请不到朝廷拔款，又不愿向百姓募捐以防扰民，于是决定自输俸钱。他把自己的俸禄拿出来，不足的就给福建老家的亲友写信求助。镇江当地富商听说之后大为感动，纷纷解囊相助，很快就“得钱三万余缗”。王仁堪将所收捐款的收支数目，全部公布于众，每笔款项均有《徵信录》可考，严惩贪赃枉法之人。在他死后四十年，赈款还有结余。

为倡导节俭，王仁堪带人修建竹屋三间自住，命名为“百金园”。他的门生赵椿年有一次前去探望，只见“纸窗竹屋中，列菊数百本。风味萧然”，简朴、清廉之风跃然纸上。

光绪十九年（1893）七月，王仁堪调任苏州府知府。到任未两月，即结积案七百余起。此间正值科考之期，江南主考官殷如璋路过苏州，王仁堪依礼到船上接待。适时与殷如璋有同年之谊的周福清（鲁迅的祖父）派人送礼疏通关节，殷如璋畏于王仁堪的清廉为人，即将送信人和书信等当面交出，周福清因此受到处罚。时人以“白水一杯领吴郡，青天二字遍江东”之句称颂其廉。

▲周福清

王仁堪素有疝疾，在艰巨棘手的镇江任上，就已经积劳病重，到任苏州后才三个月，疝气大作，病情危殆。临终前他握着儿子们的手说：“我来去分明耳……”于十月二十日病殁。

王仁堪去世的噩耗传开，除了百姓哀泣外，镇江士绅联名上书，罗列他在镇江的种种政绩。镇江名士樊增祥评价他：“内居禁密，故时参帷幄之谋；外典方舟，亦小试经纶之手。两无喜愠，一秉忠诚。”

丹徒县令王芝兰也在给上级的通禀中称：“窃已故守王仁堪，政绩卓著，妇孺口能道之。去任之日，民遮道泣留。及其没也，里巷聚哭，争立庙以祀……”两江总督刘坤一在给光绪皇帝的奏折中亦称王仁堪“卓然有古循吏风”，请求朝廷应宣付史馆为王仁堪立传。

“古之循吏，所居民富，所去民思”，数十年后镇江人民对王仁堪的眷慕之情依然不减。1922年，为纪念王仁堪“政绩显著，有功地方”，经镇江士绅商议，在金山中泠泉南修建“王公祠”，设立神位。奉祠之日，城中百姓闻讯云集，焚香致祭者达二百余人。此后每年春间公祭一次。1927年因北伐军兴，中断了一年。次年6月11日，由镇江知名士绅陆小波、胡健春、于小川等牵头，函邀本埠士绅四十余人，再续祭祀之礼。此情此景，正如后人称颂他的诗句：“先生治迹留京口（镇江古称），四十余年故老传。”

▲王仁堪纪念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