筹资添船，焦山救生向东拓展

徐国桢管理焦山救生，主要覆盖范围是大京口及龙窝以东、焦山、瓜洲十二圩江上救生活动。陈任旸时期焦山救生开始向东拓展，救生船设置不断增加，救生活动很快恢复到道光初创时期的范围。

焦山救生总局既为官办，经费自然由官府解决。据镇江海关赫斯的统计，焦山救生局经费大约包括镇江道台月捐40两关平银，约每年700美元；两淮漕河堤防基金每月200千文，约每年2400美元；仪征盐业总栈资助圌山分局每月62.9千文, 约每年740美元；土地和店铺的租金收入，每年有1000美元；南京木厘每年300两关平银，约440美元；北岸（仙女镇）米厘，每年500千文，约500美元；总计每年大概募集到5780美元（按此赫斯的计算，1千文=1美元，1两关平银=1.45美元）。这些经费有着官商协定的厘金制度作为支持，是稳定的善款来源，这就为救助活动正常开展提供了保障。  

《光绪十八年（1892年）镇江府京口救生会及焦山救生局长江救生船分布图》

有了充足的经费，焦山救生总局开始添造救生船只，向东发展到丹徒口、圌山、江都三江营等地。同时，焦山救生总局在组织架构上做了较大调整，强化了救生督查的力量。总局之下设置了丹徒、谏壁、圌山、三江营4个分局，大小巡船16只，大船船工5人、小船4人，共有船工70至80人，另有司事、局役18人，总计近百人专职司事江上救捞，管辖江面105里。

总之，焦山救生局在陈任旸的主持下，救生事业取得很好成效。据赫斯的统计，1889—1891年三年中，焦山救生局水上救捞生人1561人，遇难船只上获救人数1923人，合计3484人，平均每年救活1160多人，每船每年救活70多人；另外，三年时间内还打捞尸体76具。

同时，焦山救生局还与京口救生会分工合作，在龙窝设置一处公所，协调并互相稽查救生活动。两家以龙窝为界，京口救生会9只红船负责龙窝以西，其巡江区域，起自三江口至龙窝为止，舡船各守一段。这样，在同治直至光绪年间，镇江自上游三江口（世业洲）至下游三江营之间将近150里的江面上，形成了一个覆盖全程、密度很大、活跃度很高的水上救生网络。每日黎明，25艘救生红船即在驻泊险要各处江面巡航，“预防风浪，以便援救”，“冬令救活人口，先换给棉衣，继以姜汤、米粥，平复后量给路赀遣归。已死者给棺掩埋，其船只经风浪破损者代为整治”。

焦山救生局救生章程

焦山救生局章程，在吸取同治初年经验教训之后，经徐国桢修订，陈任旸在四十年救生实践中进一步完善成型。章程共有专责成、分地段、定赏罚、严号令、精器具、求实效等六章，重点在救生活动的规范有序、奖赏激励。

主动严格的巡江制度是其重要特色。所有救生船逐日轮转，早出晚归。每天日出以哨声为号，三声三答，一起出发到分管江段，择上风挂泊瞭望，见有失事以升旗为号，一船升旗，各船皆升；巡行中如吹筒升旗不应、无人瞭望，分别情节进行惩治。日落回泊局前，船工不得离船上岸，早睡早起，不得酗酒、聚赌、口角，过年除夕另行派段以防抢红关，各船彻夜点灯瞭望至元旦。

救捞工作既有上述标准化的规定，又要求机智灵活，救人第一，务必人船并获。救人不能等到船翻再救；如遇船覆舱内尚有人，立将船底砸开拉出，不得等船扳正再救。救生船备有6套干棉衣，姜汤，这些人性化的措施防止被救人员意外冻伤或受寒。 

救捞奖赏规定细致，以救活为重点，鼓励船员见义勇为，勇于在大风大浪中多救、快救。救生人1名全赏1千文，有船加拖带200文；半赏减半拖带每名200文。有不及赏而不能不鼓励者则记功，记功3次赏钱1千文。捞大尸1口赏钱1千文；小尸1口赏钱300文。核赏以生人为重，不必船翻；非救不生者亦照全赏，势虽危险不致即死者酌减。先到救得人者为头功，头功得半余分半。凡是救活快要淹死之人的、黑夜江心风浪中勇敢捞救的一律加赏。鼓励并奖励积极参与救捞的其他民船，并视救捞结果一并奖励。

救生不力就要处罚。擅自离段者罚，本段后至者罚。罚则有送究（重大玩忽职守送交官府查究）、斥革、罚工食、记过等分别情节处置。捞获漂流对象与尸身所带物件呈验记存招领，匿者重究。各分局于注册后立即据实开报总局。如果捞救成绩不如实上报，经核查与事实不符，就会取消奖励，不得修改再报。

实行头舵（船长）负责制并严加督查。因此头舵船工的品质德行必须可靠，不能临阵脱逃、畏葸不前。头舵的选择需要有人作保，签署担保书；所有船工都必须登记在册，头舵要为他们交一定数额的保证金，并确保参与救生活动的船员是自愿行为，这实际上是相当于生死状差不多的免责条款。

一心只做善事  一生只做善人

陈任旸在焦山办理救生总局直到1911年，整整40年时间，为人正派、涓滴归公、不谋私利，得到公众信任。其间彭玉麟请为参军，官府委以金坛县学、苏州府学，都谢绝担任，一心只做善事、一生只做善人。江南江北各地水旱灾害，地方当局委托他经手赈济。他采取以工代赈、兴修水利，先后疏浚了九曲河、沙腰河、运河镇江段、金山便民河、谏壁河，并修筑沿江各州县塘闸圩岸，使长江153个沙洲增加良田数十万顷。主持疏浚了古荷花塘，又作东、西两坞，自东坞开河通向甘露港，行船遇风可以入坞避风防溺。

陈任旸光绪二十三年题写的西津渡“观音洞”门额

陈任旸题写北固山彭公祠的“江山生色”匾额

在镇江史志编纂、文化建设方面，陈任旸也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著述有《金山志》《焦山续志》《北固山志》，除了对佛教寺庙的传承记载严谨真实，也更偏重于对三山周边水利工程、江河地理地貌的变迁做了大量详实的记载；另还编著有《孙子十三篇直讲》《焦山六上人诗》等；在一些著名的景点，还可以欣赏到他的书法作品。

陈任旸以五品校官董理焦山救生局，后以善业不断受到擢升，贵为“资政大夫、花翎二品顶戴、浙江杭嘉湖道原任苏州府学教授”，其地位特殊，品格高尚，深受官府和民众信任。1911年，辛亥革命前夕，一代义士陈任旸去世。受其恩惠的镇江人为他在焦山玉峯庵建祠，并祀有木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