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承霖：两江总督延请复兴镇江善堂

官府任命救生会负责人，似乎意味着京口救生会已经收归官府管理，但是实际情形并非如此。《丹徒县志摭余》卷九记载：

“咸丰朝，丁粤乱，（救生会）基址荡然，原产大半遗失。适李学士承霖经理郡城善后，以镇地滨临大江，行船如蚁，一遇风浪，覆溺之惨，目不忍睹，全恃救生船只救援保护，视他善举，尤为重要。”

李承霖（1808-1891年），字雨人，号果亭。江苏镇江府丹徒县人。22岁中秀才，37岁中举人；第二年即道光二十年（1840年）参加会试，时值道光帝六旬万寿恩科，高中状元，也是清代镇江唯一的状元，友人赞曰:“读书三十年，发达八个月”。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调任广西学政，同年出任广西主考官。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入值上书房,为皇子抄《开国方略》。咸丰初年太平天国运动爆发，他正好丁母忧回镇。咸丰四年(1854年)，皇帝询问李承霖近来如何，为什么不回来销假。李承霖以父亲年迈，需要侍养为由推脱，于是避居黄墟殷氏。六年继丁父忧，坚不复出。坊间传说他在广西乡试亲点洪秀全为秀才，洪秀全造反后怕受牵连，一直不敢回京复职；更有洪秀全因为李承霖避难泰州而不打泰州城、不去姜堰的说法。但此说不可靠，洪秀全1843年参加院试并未考中秀才。

李承霖的书法和印章作品

李承霖为什么会留在镇江负责善后，而不去京城皇帝身边为官，有否其他原因尚不清楚，但两江总督的挽留，肯定是原因之一。《李鸿章全集·奏议（二）》有一则《李承霖暂缓回京供职片》，全文如下：

“再，翰林院侍讲学士李承霖，系镇江府丹徒县人。由道光庚子一甲一名进士授职修撰，历升今职上书房行走。咸丰元年丁母忧回籍守制，接丁父忧。服阙，经前督臣奏留办理镇江善后。嗣冯子材驻兵在镇，就访本地筹防事务，裨益良多。上年江苏肃清，筹办镇城善后抚恤各事。臣稔知该员廉正谨饬，乡望素孚，专函敦请提倡劝办。现在会商府县修考棚，筹划招垦，各绅董尤资表率。应俟办理就绪，即行给资回京供职。理合附片具陈，伏乞圣鉴。谨奏。”

咸丰十年（1860年），两江总督曾国藩留李承霖在镇江帮助善后。同治三年（1864年），李鸿章继任两江总督，认为他廉正勤勉、深孚众望，京口绅商均以他为表率。因此，再次留他在镇江帮助善后抚恤等事。此后20余年，李承霖负责镇江地方善举复兴，京口救生会、育婴堂、节孝祠等善举的复兴，均留下他的踪迹。其中李承霖最为关注的是救生会的复兴。李承霖是同治年间京口救生会的直接参与者、组织者，甚至是决策者。他在《劫余仅存》一书收录的《上沈幼丹制军论京口救生会书》一文中说：

“霖于克复镇城时承办善后，修复各善堂，特将本会各处田产竭力清厘，复四处募捐接济，选举公正董事，嘱令认真办理。霖寄居江北，不时赴镇稽查，仍恐日久或生罅漏，由会禀明道府，随时造册报销以凭考核。”

李承霖、曾国藩两人曾同为京官，都担任过日讲起居注官，常在皇帝身边伴驾随行，外放学政的履历也是惊人相似，两人相互熟悉有交集。曾国藩战后总督两江，正值用人之秋。皇帝谕旨起复李承霖，曾国藩留他协助善后，名正言顺。而以李承霖的状元身份留镇善后，其公信力自是不言而喻的。同治四年（1865年），接任两江总督后李鸿章出于同样的考虑，又留下了李承霖。这是镇江善业之有幸。

《丹徒县志摭余》卷九记载，李承霖认为江上救生比较其他善举，尤为重要，因此他的主要精力首先应该是复兴救生会，可谓是鞠躬尽瘁，心血凝聚。

首先他协同清理了会产。由于蒋宝英年早逝，京口救生会的相关善产没有正常移交会产契据。经后来查核，有五条街市房一所；瓜洲圩田177亩多；又山嘴头田94亩，除挖濠抛荒外，现存83亩零；又登云寺山田60亩多；又高资圩田70亩多；芦滩50亩，因陆续坍没，不足旧数；又狮子山义冢地11亩多，合计田产6处计451亩多。

其次，筹措经费，添造救生船。当时京口救生会每月支出大洋400元左右，一年4800元左右。而经过努力，京口救生会每年的善款收入达到了5500元左右，其收入中有公产房租，月约350元；田滩租收入，年约600元；扬州盐厘年约700元。收支相抵略有盈余。后来又争取到金陵木厘每木码捐银2两接济救生之款，与金陵救生局各自分得1两。

三是完善章程，坚持原来的奖励制度。“每救一人照例给赏，捞获浮尸一具，除犒赏外，施材抬埋本会义冢。”

 四是选举公正董事。从《上沈幼丹制军论京口救生会书》中可以看出，他一直坚持京口救生会民办民管的原则，坚持民间组织自行委派会董，并且自己直接参与“选举公正董事”。光绪十年（1884年），镇江太守田寿荪建议两江总督沈葆桢，由官方委派京口救生会会董和稽查委员。此议遭到李承霖坚决反对，他专门写了信札给沈葆桢，痛陈委派官员经管救生会的弊端六条（见下图），认为京口救生会是一个本地商绅自行创立的组织，虽然有接受各方捐助，但是本地创举，历来选择本地会董经管，从来没有官派会董；经费上随时造册报道府审查，好像没有什么不妥当的地方。京口救生会二百年不坏的历史，会董民选民办是其根本。由于他的坚持，京口救生会会董依然是民间推荐，所谓知府谕派会董，仅仅只是一种对民选董事的认可。

李承霖《上沈幼丹制军论京口救生会书》影印件

五是添置红船，并与焦山救生会协作，分段负责江上救生。李承霖“与诸义士极力维持，复造江船八艘”，“船长约五丈许，每船有船工七人”。这些船“专任巡江救险，打捞浮尸等工作。其巡江区域，起自三江口至龙窝为止。舡船各守一段：（1）三江口、（2）瓜州、（3）龙窝、（4）太古码头、（5）蒜山、（6）关前、（7）怡和码头”。当时与焦山救生会已有协作分工，“龙窝以下至大港，则为焦山救生会之巡守区域”。龙窝应该在现中华路口附近老镇江自来水厂遗址与镇屏山基本相对的江中。

李承霖《上沈幼丹制军论京口救生会书》影印件

六是加强监督检查。“霖寄居江北，不时赴镇稽查，仍恐日久或生罅漏，由会禀明道府，随时造册报销以凭考核。” 

李承霖从事战后恢复包括救生会在内的各项善举，他的状元、上书房行走、太子伴读的身份，又受到曾国藩、李鸿章的礼遇和挽留，这一特殊地位给予他从事善后工作极大便利。从他上书沈幼丹制军信札中，可以看到这位状元对京口救生事业的拳拳之心、对救生会重大决策特别是人事决策的决定性影响和贡献。

晚年，李承霖让他的嫡长孙李寿源加入京口救生会事业。他去世后不久，光绪二十年（1894年），李寿源成为京口救生会会董，大江救生成为李寿源的毕生事业，一直到民国十四年（1925年）以后离任。李承霖祖孙两人从事京口救生60多年，是继蒋氏之后，又一个从事大江救生的仁义之家。

胡绳为李承霖后人李学淳创作的诗作